规范执法、打造“服务型警察”，警队不吃亏|今日话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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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一段时间，关于警察规范化执法的问题，有颇多讨论，共识基本形成。但我们不妨考查一下事件另一方——警队自身，规范化执法为什么对他们也有利并且势在必行？
警察规范执法是双赢，警队内部同样受益匪浅
如果一个社会，警察执法总体来看是规范化的，对民众而言，好处自不待言：由于警方的行为，始终处在预期内，警权可受到限制，民众可免于恐惧。
但这只是好处的一面。另一面，对警队自身，规范化执法同样利大于弊。就以这次“警察盘问两女孩”事件为例，最终落得一个当事警察停职、局长道歉的局面，起因仅仅是因为执法过程中很寻常的身份核验问题。
关于警方执法时，要不要出示警官证，可不可以查你身份证，这其实是一个很老旧的话题。可直到今天，仍有很多人，甚至很多专业人士认为，“穿着制式警服不用出示警官证”。比如微博上一个检察官认为，着装即代表赋权，如果纠缠于此，警察自然会认为你在挑衅。
这一问题，没有争议。具体的法律条款这里就不列了，明确告诉大家几个结论：1、公民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的义务；2、警方查验公民身份证，需要有特殊的情境。在街上逛街的两个女孩，不属于这些情况中的任何一种；3、警方除了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，或处置重大、紧急警情这种情况，都应主动出示证件。
有人说，不要装，穿着制服的警察出示了证件，你就能看出来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里面存在的误区，正是规范化执法的意义：警方主动出示证件，体现的是程序价值，而非实体价值，是表现一种双方均存在制衡对方的权力。
为什么公安部三番五次地强调一定要规范化执法？因为公安部也想保护自己的警察。规范化执法对警队最大的好处是，只要你按照规范来，就可以免责。在某些事件中，本身不存在任何利益问题，规范化执法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另外，长期不规范执法，会使得一些警察动作变形严重，其行为甚至超过“不规范”之范畴，有涉嫌违法犯罪之风险。
可以发现，最近这几年，每当警民对立事件发生后，警队内部怨言载道，直言警察不好做。这些不满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。第一，抱怨警员不足，工作压力太大；第二，感慨中国警察没有执法权威。
上述第二点，很难得到警队之外群体的认同，甚至可以说背后有极大的认知撕裂。警察如果缺少执法权威，首先是因为执法公信力的丧失。像不佩戴执法记录仪、随意搜查盘问、暴力逼供、超期羁押等不规范执法行为，都在一次次重创公信力。而规范化执法，是执法公信力重建之根本。
美国警察执法过程中有严格的执法规范，并不像大家想象中那么“勇猛”
国内警察常常羡慕美国警察的威权，尤其是“敢于开枪”。且不说这根本不是事实，即便是事实，也建立在美国民间有几亿把枪支，两国警察执法时面对的威胁不可同日而语的基础上。况且，美国警察执法过程中有非常细致的执法规范和标准规程。举一个例子，美国警察拦截检查车辆时，应将拦截地点和被拦截车辆的车型、颜色和牌照号码告知指挥中心（登记备案制度），如果拦截发生在夜晚，警察必须使用交通警示灯和探照灯，并且探照灯应当对准嫌疑车辆的后视镜。
社会在变，警察的管理职能也应跟着变
社会在变，警察自己的业务范围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19世纪，美国大城市迅速发展，由此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，移民使得城市人口空前膨胀，工业化又加大了贫富差距，因此才诞生了美国的现代警察制度。在彼时，警察的职能，最主要的就是维护治安，增加公众安全感。
但是，在1976年至1978年间，美国警察服务研究课题组（Police Service Study)在纽约州60个社区进行了调研，想看看平日里警察都在干什么。研究显示，警察的大部分时间是向公众提供服务。在维护治安是警察的首要工作时，执法手段侧重于“有效”；在服务民众变成警察的首要工作后，执法手段自然应该转变成“亲民”。
中国的情况非常类似。社会治安状况普遍不好时，在1983年至1987年间开展的严重践踏法治的“严打”，在当时都可被接受，这可就不是“执法不规范”的问题了，公安、检察、法院三家公然合体，“可抓可不抓的，坚决抓；可判可不判的，坚决判；可杀可不杀的，坚决杀。”
1980年，公安部在杭州开了一个会，定调刑侦与基层工作分开，破案工作归刑侦部门，基础工作归派出所。这就意味着，作为国家暴力的末梢，基层派出所主要是作为国家权力与社区对接的组织，其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服务社区居民。但由于“严打”来临，这一方针发生根本逆转，基层派出所也完全参与到“打击犯罪”中。
“严打”这种所谓“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”，让基层派出所也广泛参与到“打击犯罪”中去，模糊了定位
这一政策的贻害，正在逐渐显露出来。派出所多和社区居民接触，而社区居民绝大多数都不是违法犯罪嫌疑人，但警察的执法态度，已经很难再扭转。虽然在04年，公安部再一次提出，中国治安政策要从“国家中心”向“社区中心”转变，“民警应通过各种途径多参与社区事务”。但结果是，对于服务居民的日常性工作（如自行车、手机被偷），警队的兴趣并不大；在日常执法活动中，也更愿意彰显自己是“暴力机器”这一面。
如果警队没有及时转型，日后将承受更多痛苦
不知大家发现没有，在2007年以前，国内几乎所有的物业公司，都叫做“物业管理公司”。基于“管理”之名，出现什么幺蛾子都在意料之中。07年出台的《物权法》注意到了这一情况，强调管理的职能，只能属于业主大会。在这之后，所有的“物业管理公司”都改名成“物业服务企业”。
由“管理”变成“服务”，这才叫找准了自己的定位。一个由业主花钱雇佣，来服务整个小区居民的企业，怎么好意思打着“管理”之名？
举这个例子，不是说警察和物业公司的性质一样。警察具有执法权，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。但基于整个警察业务范围的变化，在执法之外，是时候真正考虑打造“服务型警察”的可能了。
“服务型警察”这一概念，其实在09年时就被我国公安学术界提出过，但反响并不大，不仅在警队内部被嗤之以鼻，不少民众也不支持。有人说，你拿纳税人的钱，让警察帮你扛煤气瓶到6楼？有人说，打造“服务型警察”，是不是以后西瓜不甜警察也要来管一管？
“服务型警察”并非要求警察一定要去做社工，而是应改变“自己是权力主体，他人是义务主体”的惯性思维
这些低级的误解本身不值一驳。那我们所说的“服务型警察”到底是指什么呢？和“服务型警察”相对应的，是“管理型警察”，“管理型警察”警察的最大特点是“自己是权力主体，他人是义务主体”。我做任何事，你都得配合我，你不配合我，就是冒犯我，我就要对你动手。这其实正是学者吴思提出的“合法迫害权”。
从目前的局面来看，警队如果不及时从“管理型警察”转变成“服务型警察”，会面临明显的不适应。
这个不适应是指，随着公民意识愈发觉醒（以前很少有人要查看警方证件），媒体（更多是自媒体）监督方式愈发多样，因为警察执法不规范而带来的纠纷势必增多——以前这类事件并不是没有，要么是没当一回事，要么是没被发现并引入公共讨论。
这种情况下，会把更多的警民对立事件拖入我们眼前，让很多人惊呼一句：最近警察怎么了？
所以，尽早规范化执法，并且侧重于打造“服务型警察”，对警队内部绝对是件好事。因为原本舒适的环境，正在变得越来越不舒适。同时，在各类公职中，警察是与公众接触最密切、最能让公众感受法治进程的职业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警方的执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，这是外部环境在逼着进步。
结语
今年5月，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改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“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，完善公安执法权力运行机制，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、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。”公安执法规范化，这是放在第一个说的，因为没有这个，其余皆无从谈起。
第3554期 本期责编 张德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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